2009年6月原告船東A公司從俄羅斯海參威港承運價值148萬美元的5000噸鋼材至海口，收貨人為憑指示，船東代理為E公司。船到目的港后，E公司在未收到正本提單也未得到A公司任何指示的前提下，根據貨運代理B公司為提貨人C公司出具的“收貨人無正本提單提貨保函”，擅自將貨放給C公司。由于提貨人C公司沒有支付貨款，導致提單持有人D公司向A公司提起索賠。A公司在支付D公司148萬美元貨款后，與對方達成和解。之后，A公司在我國某海事法院以E公司、B公司、C公司為被告提供了訴訟，訴訟金額為165萬美元及其利息，其中包括貨款148萬美元、船期損失、銀行擔保手續費、國外律師費、國內律師費及訴訟費等共計17萬美元。

E公司答辯稱，貨物自2009年6月初抵港后，近1個月一直未有收貨人憑正本提單前來提貨。直到7月10日，C公司根據B公司出具的“收貨人無正本提單提貨保函”前來提貨。E公司為方便C公司報關，同意開出放貨單并在保函上批注“注意催促C公司把正本提單交回，同意先報關放行”，并認為這種憑信用良好的公司保函放貨給收貨人符合國內業務的操作慣例，對此不應負有責任。

C公司認為貨損是由于D公司遲延交貨所引起的，C公司對此不應承擔責任。

B公司認為貨物并不是自己所提，因此，B公司不應對提貨中的提貨行為承擔連帶的保證責任。

針對各方的答辯，海事法院最后判決：E公司承擔放貨責任，故賠償部分損失7萬美元；提貨人C公司未憑正本提單提貨，侵犯了提單持有人的權利，承擔對原告的賠償責任148萬美元的貨款損失及其他費用12萬美元；B公司對C公司的賠償負連帶責任。

【律師評析】

1、一審判決的作出，給B公司帶來極大的不利，因為，如果C公司無任何賠償能力，則B公司須對此負連帶責任，其結果勢必將由B公司來承擔賠償責任。

2、就B公司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而言，他涉及到法律上的擔保問題，擔保在航運業中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保函。所謂保函，是指債務人或者保證人或債務人與保證人共同向債權人出具的，承諾由債務人履行到期債務，或者在債務人不能及時履行到期債務時，由保證人履行，并且賠償債權人因未及時履行債務所遭受的損失的書面擔保書。保函出具后，在保證人與債權人之間形成了權利義務關系，因此也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份合同。就保證的法律效力而言，分為一般保證和連帶責任保證，一般保證是指在通過法院判決及強制執行均不能得到履行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連帶責任保證是指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即可以向保證人要求履行債務。它們的區別體現在保函的內容當中。另外，不同主體出具的保函在法律性質上具有很大的差異。①第三人（保證人）出具的保函，尤其是銀行保函，具有可靠的擔保作用，可兌性較大。但債務人在請求該類保函時還得具備一定條件并支付一定費用，這類保函在實踐中應用較少。②債務人和第三人共同出具的保函。實質上包涵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以及保證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兩個協議，亦歸屬保證合同的范疇。③債務人自己出具的“保函”。債務人向債權人表示愿意承擔責任和履行債務的一種承諾，是一種普通協議，不具有保證合同的性質，不具有擔保意義。

從以上保證的法律概念可以看出，對外出具保函，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不同主體出具的不同形式的保函，其承擔的法律責任也將不一樣。例如海運中常見的保函有：①為提貨而出具的保函；②為取得清潔提單而出具的保函；③為預借提單或倒簽提單而出具的保函。海運中保函的法律效力沒有定論。一種觀點認為它的提前行為違反法律或習慣，具有虛偽性和欺詐性，因此不應受法律保護；另一種觀點認為它所擔保的前提行為違法，應由行為主體對行為后果負責，由行為人對被侵害人承擔經濟賠償責任，但并不當然導致在前提行為的基礎上簽訂的保證賠償協議無效。

3、在實踐中，出具保函在航運業或其他經營活動中經營出現。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形成了商業慣例。但是，不管是何種原因對外出具保函，都應該注意保函的形式、內容、范圍及其保證期限。這是因為，不同形式的保函，其法律后果也將不一樣。比如出具一般保證，僅僅是在保函中注明一句話“如果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如果加上這樣的字句，則保證人就將不會與債務人同時承擔對權利人的責任，而只有在債務人被判決或裁決承擔責任，且被法院強制執行不能履行債務時，權利人方能另行對保證人提起訴訟或仲裁。這樣一來，保證人承擔的法律后果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將會小很多。另外，出具一般保證在某種程度上既不會損害權利人的利益，而且作為一個善意的有良好信用的債務人也能夠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