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簡介

原告：深圳XX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 (下稱“A公司”)

被告一：XXX (下稱“B某”)

被告二：深圳XX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下稱“C公司”)

2004年5月2日至5月12日，C公司委托B某辦理兩票貨物的出口貨運事項。B某接受委托后，以XX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深圳辦事處(下稱“辦事處”)名義，委托A公司辦理該兩票貨物的出口貨運代理事項。托運單載明：托運人為C公司，運費預付等。A公司依約辦妥出口貨運事項，并向承運人墊付海運費47000美元。同年5月21日，A公司開具該兩票貨物海運費發票交給B某并向其催要運費。此后，C公司依B某指令將運費支付給與本案無關的D貿易有限公司(下稱“D公司”)。催款未果，A公司遂向海事法院起訴B某和C公司，要求判令支付A公司所墊付的運費。

A公司訴稱：原告接受B某的委托，按約辦妥貨物的出口貨運事項，并墊付海運費47000美元。B某未支付運費，C公司錯誤支付運費，雙方應承擔責任。請求判決兩被告連帶支付原告墊付的海運費47000美元。

被告B某辯稱：B某的行為是履行辦事處指令的職務行為。C公司支付的運費系付給D公司，B某本人并未占有，請求駁回對其本人的起訴。

被告C公司辯稱：C公司與辦事處存在委托關系，但與原告沒有直接委托關系，故其不是本案適格被告。且C公司己支付運費，請求駁回對C公司的起訴。

二、法院審判

海事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C公司與原告沒有直接的委托關系，且C公司已按照其受托人的指令履行了運費支付義務，C公司按指令付費的行為并無不當，故不應再對原告承擔支付墊付費用的責任。被告B某在操作本案貨代業務時，其身份為辦事處的經理，故B某的行為不應認定為個人行為，其行為的法律后果也不應由其個人承擔。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于2005年4月18日作出如下判決：駁回原告A公司對被告B某和C公司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原告不服，提出上訴。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中，沒有證據證明B某的行為系職務行為，民事責任應由其個人承擔。B某委托A公司辦理涉案貨物的出口貨運代理事項時，將載有托運人為C公司的托運單等材料交與A公司，故可認定A公司知道C公司與B某之間委托代理關系的存在，A公司與B某之間的委托合同直接制約A公司和C公司；A公司墊付的貨物運費，應由委托人C公司償還并支付利息。況且，C公司履行不當，系因其選任受托人不當所致，由此產生的民事責任理應自負；至于A公司關于判令B某和C公司連帶支付運費的請求，既無事實基礎，亦無法律依據，不予支持。為此，二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三）項，《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三百九十八條、第四百零二條之規定，于2006年3月7日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由C公司支付A公司墊付海運費47000美元；駁回A公司對B某的訴訟請求。

三、律師評析

A公司墊付了海運費，其基于委托關系的請求能否得到支持，取決于對下面幾個個關鍵問題的認識，對此，一、二審法院的看法相反。

1、B某行為的性質。在從事民事交易行為時，個人有多種身份是常見的現象，當其主張系職務行為時，應由其舉證證明，如未能舉證，則應負舉證不能之法律后果。本案中，B某未能舉證，故其行為系個人行為。事實上，在本案中還有其他證據證明B某行為的性質：B某委托A公司時，C公司接受的是B某個人指令，將運費付至D公司；其主管單位從未授權亦不知道曾從事涉案業務。

2、C公司和A公司間的法律關系。他們之間是否存在委托關系，是適用《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條的條件，也是A公司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關鍵。本案中雙方委托關系是存在的，可適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關于委托人自動介入的規定，理由如下：（1）C公司明知B某個人無從事貨代業務資格，勢必要轉委托才能辦妥委托事項；（2）托運單載明托運人為C公司，A公司可藉此途徑知道C公司于B某代理關系的存在。不論B某是否告知A公司該代理關系的存在，亦可發生委托人的自動介入。產生的法律后果是，B某與A公司之間的委托合同直接約束C公司與A公司。